劉錫鴻與鐵路

Ⅳ 洋務派與頑固派所爭論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頑固守舊派的思想認識、言論以及在實踐中的行為總體上說是應該受到批判和否定的，其思想言論多不可取，如反對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明製造輪船、洋槍之理乎？」；[1]反對拜西方人為師的「中國之人師法西人為深可恥」；[2]認為修鐵路將導致「山川之靈不安，即旱潦之災易召」[3]（P77）之類的封建迷信的思想言論更是荒誕無稽。但若仔細全面客觀的分析，頑固守舊派的一些言論、思想和認識卻有其合理、中肯的一面，具體論述如下： 一、對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並非所有頑固守舊派都認為是「奇技淫巧」，相反頑固守舊派中的一部分人員對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有一定的深刻認識，認識到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便利和好處。如通政使司參議劉錫鴻論述火車時稱贊道：「夫火車之利於遄行，速者一晝夜三千里，緩亦一千數百里；而且一機器居前，能綴十數車於後，每車上下兼坐，可容百數十人；行不顛簸，亦不暈眩；雖崇山峻嶺，巨壑深潭，穴以通車，則悉成平地，而無攀躋過涉之苦。此實古今之奇觀，絕世之巧術。」（原文系繁體且沒有斷句，標點符號系便於閱讀，筆者加上的，下同）。「今行火車，則貨物流通，取攜皆便」。劉錫鴻通過出使英德乘坐、參觀火車的親身所見所聞，既具體又生動的描述了西方火車當時在速度和運載量方面的優勢，應該說是客觀和公允的。 二、並非全部頑固守舊派都認為不能在中國施行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有人希望中國學習西方這些先進的科學技術，同時理性地認為：「竊聞近有建議仿造火車鐵路者，此等創舉，朝廷自必深思博訪，確見妥善然後施行，決無徒聽數人私言，邃興大工之理」「臣雖愚拙，亦樂其便，冀以施諸中華」。可見，頑固守舊派並不都是盲目的排斥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而是理性地認為應當三思而後行，在各方面准備工作都做好後再進行，不能冒然施行。筆者認為，這種思想和認識是合理和中肯的。 三、即使在頑固守舊派反對學習和實踐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時，雖提出了一些荒誕無稽、迷信可笑的理由，如劉錫鴻在反對修建鐵路時認為：「西洋專奉天主耶穌，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鐵路而阻於山則以火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闕或數里或十數里。不以陵阜變遷鬼神呵遣為虞；阻於江海則鑿水底而_巨鐵其中如磐石形以為鐵橋基址，亦不信有龍王之宮河伯之宅者。我中國名山大川，歷古沿為祀典，明_既久，神斯憑焉。倘（因修鐵路）驟加焚鑿，恐驚耳駭目，群視為不祥，山川之靈不安，即旱潦之災易召」。[3]但這些思想和言論中仍有很多合理的、中肯的內容。如劉錫鴻在反對修建鐵路時結合中西方國情之不同，認為在當時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條件下，修建鐵路「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的思想認識中仍然有許多理由是合理、中肯的。 來源：大觀周刊

Ⅳ 以近代人物史為鑒

互聯網引入中國20年來，引發了全方位的社會變革，促進了社會的現代化，但與此相關的各種辯論和政治博弈綿延不絕，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能夠勉強與此媲美的莫過於清末官場關於是否引進鐵路的大辯論與博弈了。
1825年，英國建成世界第一條鐵路。數年後，中國極少數書刊開始介紹鐵路這一新科技，但無人言及中國是否跟隨潮流。其後50多年裡，外國駐華使節和外國企業多次向清朝政府建議修建鐵路，但一律被嚴辭駁回。各租界內先後修建的展示性鐵路，或者被勒令停止，或者被清政府購買後拆毀。
1881年，為了唐山煤礦運煤需要，李鴻章採取先斬後奏的手段，修建了中國第一條實用性鐵路----唐胥鐵路，全長區區9.7公里而已。但這引發了朝廷內保守勢力和衛道士們強烈不滿，要求取消鐵路的奏章鋪天蓋地。作為妥協，李鴻章下令取消火車頭，改用騾馬拉火車。
在反對修建鐵路的陣營中，曾任清朝駐英公使的劉錫鴻以過來人的資格，上《仿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折》，洋洋灑灑七千餘字，若翻譯成現代漢語恐怕要超過3萬字。摺子力陳在中國修建鐵路的"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共計二十五條大罪，轟動朝廷內外，影響巨大。歸納起來，可以分為四條：1）修鐵路不合中國國情，政治體制，經濟水平和文化傳承均不支持鐵路的修建運營；2）修鐵路有礙國家安全，鐵路建成外國軍隊可以長驅直入；3）修鐵路破壞社會穩定，風水改變，祖陵震動，人口流失；4）修鐵路有利於外國人賺錢，國人吃虧，道路運輸，水運等競爭不過鐵路。
無奈形勢比人強。幾年後中法戰爭開打，面對船堅炮利的現代軍隊，清軍後勤運輸吃重。權衡利害，清廷才明白鐵路有利於軍隊行動的好處不僅僅是對外國一方有效，萬般無奈地開放鐵路修建。但此刻為時已晚，鐵路促進社會現代化的綜合效應還來不及充分顯現。清朝在第一條鐵路建成的30年後滅亡，而導火索恰恰是反抗國進民退的四川保路運動。
1967年互聯網雛形問世，到70年代後期已在美國出現公共網路服務。此時正值中國文革內斗，國人無緣以聞。直到改革開放進行了15年的1994年，中國才開通了第一條互聯網公共服務線路。經過20年的努力，超過一半的國民成為網民，網路業涌現出一批有人才，有技術，有資金，有品牌，有核心競爭力領軍公司，網路數據流開始逐漸吸納社會的物質流和資金流，成為中國加速走向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從互聯網引入中國的第一天起，反對引入互聯網，壓制互聯網發展，閹割扼殺互聯網本質的力量一直在社會各個層面存在，千奇百怪的鼓雜訊不絕於耳，近來更是走火入魔，動作不斷。其實，歸納起來，反對互聯網發展的理由和130多年前以劉錫鴻為代表人物的反對修建鐵路的說法大同小異。如果把他的摺子換個主題詞，內容稍加翻新，就是一篇大氣磅礴的《仿造西洋互聯網無利多害折》，也許二十五大罪還可以增加幾條。
在一定意義上，互聯網和鐵路一樣，在不同歷史時期起到引導和加快社會的商品流動，人員流動，資金流動和信息流動的作用。如果說鐵路是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扮演國之動脈的角色，那麼互聯網在一個國家信息化進程中起到的作用更重要，堪稱國之命脈。類似鐵路或互聯網這樣人類歷史上的大創新一方面拓展了社會發展空間，增強了社會變革的力量，創造了生產與生活的新方式；另一方面勢必會威脅，沖擊，摧毀原有社會體制，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時，鐵路或互聯網也必然會導致各種新問題，需要在發展中積極而不是消極地加以應對。
最壞的一種應對方式就是不去改變不適應鐵路或互聯網發展的舊體制，而是削足適履，用舊體制框住新事物，像清朝那樣用騾馬拉火車，或者像某些人鼓吹的將互聯網搞成不聯網。對各種互聯網服務搞繁復的准入許可，對網民的信息發布和交流搞單邊黑箱式的監控審查，對網路業的創新搞花樣百出的限制壓抑，對通行全球的網路服務搞封鎖關閉，其背後的邏輯都可以在清末關於鐵路的大論戰中找到根源。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唐太宗李世民的警句世代傳頌，但不同立場的人卻可以從同樣一段歷史中獲取不同的教訓。如果嘴裡說的是「興」，心裡怕的是「替」，那麼無論怎麼重視歷史經驗，也不會弄明白世代興替之道，只會採取消極抵抗的辦法對待新生事物。這樣下去，什麼樣的新興，振興，中興都不會實現。

Ⅵ 從清末鐵路看洋務運動的艱難性

任何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都是以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為先導的。洋務運動的悲劇在於領導這場運動的人封建傳統思想依然如故。

鴉片戰爭的失敗，並沒有使國人認識到封建制度的腐敗，僅僅使部分有識之士承認了洋人的「船堅炮利」。於是，這些有識之士就在探求「師夷之長」強國強兵。中國的近代工業化正是從武器的近代化開始的。

在同治中興，即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的十幾年中，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開始引進國外軍備生產技術。1855年，曾國藩在江西設立了小型兵工廠，1861年，又在安徽安慶設立了一個兵工廠和船塢。1865年，曾國藩和李鴻章在上海建立了江南製造局。這個工廠生產了一些小型的裝甲快艇、步槍、火炮、子彈之類。這些早期工廠盡管對增強國力作用十分有限，但卻作為洋務運動之始，成為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

不徹底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開始的這個時期大約正是日本發生巨變的明治維新時代。這就是說，中國近代工業的起步並不比日本晚。但為什麼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結果卻完全不同呢？到20世紀初期，日本這個「蕞爾小國」已成為一個工業和軍事強國，而號稱地大物博的中華帝國仍然積貧積弱，只有挨打被侵略的份兒。這其間的差別當然是制度上的。明治維新是一場和平式的資產階級革命，君主立憲的本質是資產階級民主制，而洋務運動只是封建制度下的經濟振興。政治制度不變就不會有經濟起飛。

制度由人創建，也可以由人改變。決定人的行為的是思想。所以，中日兩國經濟的差異在於制度，而制度的差異又在於思想意識。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有一些思想解放運動。盡管「脫亞入歐」這種全盤西化的主張在今天一些人看來仍屬於「過激」。但沒有思想上的「矯枉過正」就不足以改變一個民族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中國當時並沒有發生這樣一場徹底的思想解放運動。

中國傳統文化中固然有許多優秀的東西，但作為封建制度的主流意識形態，其本質是保守與封閉的。這種幾千年的傳統深入到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里，就成為了中國現代化最強大的阻力。列寧說過，傳統是一種可怕的力量。在中國，這種傳統可怕到足以阻擋一切歷史前進的腳步，哪怕是根本不觸及政治制度的微小經濟進步。洋務運動所遇到的正是這種強大而可怕的傳統。

以鐵路為鏡

一個保守的民族幾乎會抵制所有不同於傳統的新東西。鐵路在中國的遭遇正說明了這一點。早在同治元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鴻章建議興建蘇州至上海的鐵路，被拒。次年，又有英國工程師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議興修漢口至上海、漢口至廣東、漢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鎮江至北京、廣東至雲南六條干線鐵路，亦被拒。同治四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門外修建了一條一里多長的鐵路，以作為樣品引起國人關注，但不幾天就被步軍統領衙門拆掉。光緒六年，怡和洋行修建了從上海到吳淞的鐵路，引起官員一致反對，終於借口壓死一個士兵，以28萬兩白銀買下拆毀，投入海中。光緒七年才建成從唐山到胥各庄全長22里，用於撿煤的鐵路，但不許用火車頭，而用驢子和馬拖著車廂在鐵路上走。這在世界鐵路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空前絕後的荒唐之舉。

鐵路是現代工業的結果，也是工業化的前提。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證明了鐵路在工業化中舉足輕重的作用。當國人尚在抵制鐵路時，鐵路已經橫行歐美了。光緒六年，曾任台灣巡撫的劉銘傳上了一道《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但遭到了內閣學士張家驤、通政司參議劉錫鴻（此人還當過駐英公使郭嵩燾的副使）等保守派的堅決反對，其理無非是說破壞風水、龍脈，招致洋人覬覦等。反對的真正原因是怕破壞中華固有的傳統。傳統思想那種遇新則反的態度成為中國工業化中最大的障礙。主張建鐵路的人也不是從思想根源上批判保守派，而是尋找權力集團中的支持者。李鴻章支持建鐵路就靠海軍衙門督辦大臣醇親王的撐腰。盡管以後鐵路修成了，但保守思想並沒有得到觸動。正因為這樣，早期工業化的每一個微小進步都是通過權術斗爭斗出來的。

失敗的根源

洋務運動的推動者沒有也不想去觸動傳統思想。其實何止他們不去觸動封建思想，連他們本人也是傳統思想的信徒。那時保守派與洋務派的分歧不在根本的思想認識上，而在於對具體問題的看法與做法上。例如，對於鐵路的不同態度。當然，與保守派相比，洋務派還算進步的。他們畢竟睜開了半隻眼睛，主張「師夷之長」。盡管這種「長」完全是技術性的。但是，洋務派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封建傳統文化。這才是洋務運動失敗，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極為緩慢的根本原因。

洋務派的思想特徵體現在張之洞著名的「中體西用」論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要在維持封建專制體制和傳統思想的前提下實現「師夷之長」。有學者認為，這種主張是張之洞的一種手法，目的是要學西方，但公開這樣說會遭到反對，只有用迂迴的方式來實現。不過，我不這樣認為。張之洞深受傳統文化浸泡，又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重臣。他的思想和地位決定了他對清王朝和封建傳統的態度。他與保守派的分歧不在於要不要維護封建制度，而在於如何維護上。保守派以為一味排外，見洋必反是對封建制度最好的維護，而洋務派懂得要以技術上的變來求得制度上的不變。用「西學」是為了圖「中體」。

西學的「體」與「用」，即制度與技術，完全是統一的。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正是既變「體」又變「用」。洋務運動的失敗正在於只想「用」而不變「體」。用封建制度那一套去推動工業化，錢花了不少，工業也建立了一些，但直至清王朝滅亡，中國的工業化仍然沒有邁出實質性的步伐。

任何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都是以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為先導的。思想解放是對封建主流意識的徹底否定。我們不能要全民都得到思想解放，也不能阻止那些頑固的保守派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但推動工業化的領軍人物必須解放思想。洋務運動的悲劇就在於領導這場運動的人封建傳統思想依然如故。

Ⅶ 西方鐵路之父麥克唐納·斯蒂芬給坐在龍椅上的同治小皇帝提出了一個發展中國鐵路的…當這個怪物拉響汽笛時

通政使司參議劉錫鴻，曾經是中國駐英、駐德公使，1881年（光緒七年）2月14日，版他以在國外的親身見聞反對建造權鐵路，「火車實西洋利器，而斷非中國所能仿行也。」劉錫鴻危言聳聽地指出建造鐵路有25條罪狀（「勢之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並把修建鐵路與中國的風水之說聯系起來，別有用心指出，如果允許在中國建造鐵路，必將導致「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災易召」。

有興趣你可以搜一下這位仁兄所說的25條罪狀具體是什麼。

Ⅷ 劉錫鴻的反對洋務

劉錫鴻終其一生，都固守著「用夏變夷」的決心和希望，華夷觀念一直存在於他頭腦中無法改變。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頑固的封建衛道士。他堅持認為發展商業是「捨本逐末」之舉，認為「官中多一商賈，即國多一蠢，民多一賊。豈政令不講，民生不恤，而惟船炮機器之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他也反對機器的使用，認為「一意講求雜技，使趨利之舟車，殺人之火器，爭多競巧，以為富強，邃謂為有用之實學哉?」
在洋務問題上，他持反對觀點: 「如必欲用機器以壯軍心，可令教操洋人代為購辦，不必開局自製」，因為「募人學習機器，輾轉相教，機器必滿天下。其以此與官軍對壘者，恐不待滋事之洋匪也。」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親自去鎮壓過農民起義，對此有切身經驗，想維護封建統治。「故仁義忠信可遍令人習之，機巧軍械萬不可多令人習之也。」他的論調與那些高唱「以忠義為甲宵，禮儀為干格」的保守派等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還認為近代科學是「余為之辨曰: 彼之實學，皆雜技之小者，甚至不惜顛倒黑白和是非，批評英語中「父親的花園」則曰「花園的父親」令人哭笑不得。
他做出的最突出的事莫過於他反對修建火車，即使在出洋之後他的思想也沒有改變，認為「此非治國正軌，恐非可恃」，在他晚年時更是以一篇洋洋七千言的《仿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折》轟動了朝廷，他憑自己曾「奉使西洋」，作為一名火車的親歷者說: 「火車實西洋利器，而斷非中國所能仿行也。臣竊計勢之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表現得十分固執。他那富有「說服力」的反駁果然對統治者施加了巨大影響，中國修築鐵路的實踐被延遲了數年，中國的近代化過程也因此停滯。

Ⅸ 劉錫鴻的思想主張

劉錫鴻留有一枚刻有「儒俠」二字的印章，代表了他一生「以儒家思想解救亂世」的志向。
平心而論，他反對修鐵路的理由中也是有可借鑒的地方的，如他指出鐵路的修建有可能會便於外國列強控制中國，喪失主權，借款修鐵路亦然。「囊者英法構釁，屢獲逞於海隅。然而未敢深人者，即以道途阻修，運炮運糧兩皆易窒之故。今奈何自失其險以延敵哉?』順後來的歷史也印證了他的這一擔憂。
劉錫鴻的思想並不是一無是處，也有值得借鑒、深思的地方，如吏治，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對晚清吏治的黑暗現狀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故今日之事，為吏者當以順治是諸輔臣為法，代幼主以遵成憲，毋忘綜核名實之嚴，然後國威可以復振，非然者筋脈日益弛緩，寸步將必難移，惟僵仆以任人陵虐已矣。」「見上所為賞罰者一皆不拘情面，不關毀譽，不雜恩怨，不任素性，愛憎不因偶然喜怒乃知求榮去辱只此化惡善一途。」想復興孟子的重視教化來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
他甚至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如裁撤冗員，以禮馭吏等，「擇樞臣之忠清剛正者，省去別項差使，專核吏、兵、刑三部議處事件，而治其詢縱濫保之失」，從而使得「是非悉當默險能明，人人有所懲勸以效其才能，亦人人無可干求以養廉恥，則牧民馭兵兩大政自然日有起色」。儒家思想已經紮根於他的靈魂中，程朱理學的影響已深人其骨髓。
他又指出了人民素質與國家富強的關系: 「英之眾庶，強半勤謹，不自懈廢; 商賈周於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憋遷之需; 國之致富，蓋本於此。非然者，火車輪船即能致遠，而可販之貨國中無從造而成之，金幣究何如人哉? 」
除此之外，他也是提出民間開礦設想的第一人。
《英貂私記》是他出使英國時寫的日記。不過，若細讀《英招私記》，人們會發現到了英國之後，劉錫鴻的思想也起了一些變化。
例如，他稱贊君主立憲制「無閑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
通過與馬格里、博郎、井上馨等外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交鋒，他也打開了一些眼界。通過與博郎的辯論，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先前反對船艦的看法:「事理無窮，因乎時勢。如人之一身，疾病未起，則補養元氣，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病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補養，則其病終不可廖，此又一理也」。但是，他擔憂的是內憂而忽視外患，這也是他的不足之處。
更重要的是，他對領事裁判權提出了質疑: 「倘照理藩院刑法，參酌變通，以圈禁代流徒，以罰款代答杖，定為專例，以治外國寄居商民，亦未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