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治平鐵路

A. 什麼是鐵路責任

你的這個問題問的太大了，范圍也太廣了，絕不是幾句話就能解釋和說明的清楚的。總的來說，鐵路作為國家交通運輸的一部分，它在國家政治，經濟，國防等諸多方面的建設中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國民經濟建設中它又有著促進，拓展，平衡地方區域和經濟發展的責任。

B. 清末川漢鐵路的內幕

川漢鐵路公司內部管理混亂,籌集到的巨額資金沒有用於開工,卻被公司高層挪用300多萬到上海各錢庄保值增值,或者購買股票。清廷宣布鐵路國有時,對於川漢公司高層,或許求之不得,條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經花費的全部費用。 如同近代中國一切新奇玩意兒一樣,鐵路也不是中國人創造的,而是西方工業革命的產物。中國人很早就知道了這項發明,但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是停留在爭論鐵路的利弊上,沒有考慮引進,更不要說大規模修建了。 大規模籌劃修築鐵路是在《馬關條約》之後,因為這個條約規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國開辦企業。根據利益均沾原則,列強相繼將大量資金投入這個尚未充分開發的廣袤市場。隨著這輪經濟騰飛,物流增加,大規模的鐵路建設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 對於甲午戰後的中國來說,大規模鐵路建設遇到的困難,並不是過去所說的什麼傳統、什麼文化沖突,而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原因:資金和技術。最終鐵路得以修建,離不開外國資本對中國鐵路建設的高度熱情――當然,這主要出於資本本身具有的贏利沖動。不過,清廷的政治決斷更加重要,如果沒有清廷利用外資修築鐵路的決斷,中國鐵路不可能在甲午戰後幾年獲得突飛猛進的超常發展,基本形成影響至今的中國鐵路路網。 鐵路建設對當時乃至後世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進步作用,鐵路延伸到哪兒,近代文明的種子就播撒到哪兒;在鐵路沿線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們迅速成為近代文明的中心,極大改變了古老中國的文化地圖、社會結構,乃至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但誰也想不到的是,鐵路竟然將一個兩百多年的王朝送進歷史。 民間資本進鐵路 進入20世紀,中國資本在外國資本的示範下也有了一定發展,在民族資本家看來,具有高額利潤空間的鐵路修築當然不該讓外國人獨享。聰明的中國人從1903年開始就醞釀著一場爭斗,他們准備用民族主義的旗幟,以國家安全、民族利益為理由,要求清廷將外國資本驅逐出鐵路修築,最低限度是允許民族資本進入鐵路修築。這就是近代史上所說的收回利權運動,其觸發點是粵漢鐵路修築權。 粵漢鐵路是指從廣州至武昌的鐵路,這是一條貫穿近代中國鐵路史的線路,自1895年決定興建至其建成,始終充滿各種各樣的爭執和故事,其規劃路線也幾經調整。 按照清廷的規劃,粵漢鐵路是交給美國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國人在協議簽署後遲遲不開工,不僅向中國方面要求鐵路沿線的礦產資源開采權,而且私自將其三分之二的股權轉賣給了比利時的公司。這就給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留下了口實。於是,順著收回利權運動的思路,粵漢鐵路沿線三省(廣東、湖南和湖北)紳民建議,朝廷收回粵漢路權,交給三省自行修建。 對於三省紳民的熱情,朝廷好像甚為感動。1898年初,清廷以高價從美國人手裡收回粵漢鐵路修築權,制定《鐵路簡明章程》,將民間資本引向鐵路建設,並同意湖北、湖南和廣東三省紳民與鐵路總公司會商,妥議辦法,招股集資,承接粵漢鐵路的修築。 就鐵路建設來說,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無疑是件好事。將一個新興產業公平開放給所有資本,既有助於民族資本的提升,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助於遏制外國資本一家獨大、挾制朝廷。問題在於,資本的本性就像《資本論》所分析的那樣,從來就以利潤最大化為最高訴求,不會因為民族而更愛國,也不會因為國際而害人。那時中國人沒有對民族資本、國際資本仔細分辨,出於一種愛國主義的熱情,片面相信民族資本更愛國。其實,結果並不是那麼一回事。 中國民間資本遠沒有估計的那樣大,各省紳民雖然對介入鐵路信心滿滿,但真的要他們拿出真金白銀,就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各省紳民甚至想出了許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向民間加捐加稅、搜刮財富、籌措資金,弄得民意沸騰,怨聲載道。 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後還衍生出一個新問題,原本大致統一的技術標准在資金來源多樣化之後變得越來越不容易統一,這對於全國路網也是一個巨大的隱患,如果將來各路建成後無法聯通,那對整個國家發展來說,可能是得不償失。 官商合辦到「國進民退」 1906年,郵傳部考慮制定了一份《統籌全局鐵路折》,確定全國鐵路干線和主要支線的大致走向,傾向於在適當時候由國家統一籌措資金,將鐵路干線收歸國有。根據這個思路,郵傳部稍後出面,將河南、陝西及江蘇鐵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沒有開工的工程作了處理,向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將隴海路各段由原來的商辦改為官商合辦。 這個政策化解了這些路段的資金困難,因而在推行之初並沒有遭到反對,許多人相信這或許是化解鐵路建設難題的一個出路。 清廷將這些進展不順的路段收歸官辦,出發點是好的,效果也不錯,但是站在民間立場上說,這顯然侵犯了民間資本的利益。特別是清廷在政策上有個非常大的歧視,即官辦鐵路抵押路權向海內外融資,而商辦鐵路之所以舉辦困難,主要是因為政策上不允許他們抵押路權。因而中央和地方為路權吵得不可開交,一直找不到兩全其美的妥協辦法。 這樣的爭吵一直持續到1911年。這一年5月5日,給事中石長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摺,建議朝廷痛下決心,將涉及全國經濟布局的重要干線一律收歸國有,尤其是粵漢、川漢等路段連接西南邊陲,具有戰略意義,斷非民間資本有能力予以修築。而且,從相關各省進展情形看,這幾條線路也非收歸國有不可,像廣東紳商雖然爭奪路權非常積極,但並沒有在修路上下力氣,而是將路權作為一擔生意,倒來倒去,設法牟利。至於湖南和湖北,經濟原本就落後,指望民間資本去修路無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眾負擔,讓路權變成地方權貴牟利工具外,毫無助益。問題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紳商各樹朋黨,各懷意見,雖然向民眾籌集了大筆資金,但並沒有在築路上賣力氣。更危險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紳商將這筆資金挪作他用,許多爛賬估計已很難收回。這不是一般的爛賬,弄不好會激起民憤,引發騷亂。 石長信的理由明白曉暢,解決方案簡單易行,很容易贏得朝廷的認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時正信心滿滿地准備進入君主立憲新時代,於是在發布責任內閣名單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這份建議,宣布此前各省分設鐵路公司集資興辦的鐵路干線由於耽擱已久,即由國家收回,趕緊修築。這意味著幾年前向民間資本開放鐵路修築權的政策廢除。 清廷鐵路干線國有化的本意或許就是為了加快建設,並沒有與民爭利的意思。但是這個政策如果從民間從紳商立場進行解讀,就有國進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間資本看來,這個政策太無恥了,不僅堵塞了民間資本介入鐵路投資的通路,而且對已經籌集到的資金也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在四川跌了一個大跟頭 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兩天後,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以兩湖厘金、稅捐為抵押,與四國銀行團簽訂了《湖廣鐵路借款合同》,由四國銀行團貸款600萬英鎊修築粵漢川漢鐵路。 盛宣懷盡管籌措了巨額資金,但他並沒有準備用這筆錢去兌換各省路權。6月1日,他和端方聯名致電四川總督王人文,表示川漢鐵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現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換發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退換現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發還現款的話,那麼就由朝廷另借洋債,而這筆洋債必須以川省財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說,政府收回了路權,但沒有退還補償先前民間資本的投入。 王人文看了這個方案大吃一驚,以為這個政策一旦宣布必將舉國騷亂,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調整政策,妥善解決。然而盛宣懷太自負了,錯誤估計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堅持既定政策不變,一再敦促各鐵路公司清理賬目,准備交接。 盛宣懷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舉行萬人大會抗議,緊接著,鄂、粵、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撫順從民意致電朝廷,希望遵從民意,從長計議,不要只算經濟賬不算政治賬,因此引起天下大亂。然而朝廷太自以為是,盛宣懷太自信自己的正確能幹,他與各省一一談判,分化瓦解危機,但沒想到獨獨在四川跌了一個大跟頭。 川漢鐵路公司原本是個官辦公司,成立於1904年,後因紳民呼籲,吸收了一些民間資本,改為官紳合辦。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為完全意義的商辦公司,但問題卻越來越嚴重,鐵路如何修、修哪兒,在公司內部一直吵鬧。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萬縣段勉強開工。 更為嚴重的是,川漢鐵路公司內部管理混亂,籌集到的巨額資金沒有用於開工,卻被公司高層挪用300多萬到上海各錢庄保值增值,或者購買股票;結果到了鐵路國有化時,這300多萬不僅沒有增值,反而虧損了200多萬。再加上各種損耗,川漢公司籌集到的款項,沒有修路,就消耗損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鐵路國有時,對於川漢公司高層,或許求之不得,條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經花費的全部費用。 精明的盛宣懷當然不會滿足這些要求。公司高層在失望之餘,為了洗刷自己,為了轉移各界對集資款去向的質疑,遂發動中小股東也就是一般民眾起來抗爭。很顯然,川漢鐵路公司高層希望將水攪混,以民眾對朝廷的憤怒掩飾他們的挪用資金的貪婪和始終沒有修築鐵路的無能。由此而來的四川保路運動引發了武昌起義,一個王朝就這樣頃刻瓦解了。

C. 川漢鐵路的歷史情況

1904年1月，四川總督錫良奏准設立「官辦川漢鐵路公司」，開始籌劃橫貫四川東西的川漢鐵路，1905年7月公司改官紳合辦，1907年3月再改為商辦，正式名「商辦川省川漢鐵路有限公司」。川漢鐵路公司最初聘請川籍留美工程師胡棟朝、陸耀庭負責勘測選線，預定之川漢鐵路線，基本尋四川傳統商旅水道，途經：成都府(治成都)-直隸眉州(治眉山)-嘉定府(治樂山)-敘州府(治宜賓)-直隸瀘州(治瀘州)-重慶府(治巴縣)-直隸忠州(治忠州)-夔州府(治奉節)，共5府3直隸州官署地，均是當時四川最主要的商貿物流中心城市。鐵路東出川省門戶之奉節夔門，入湖北宜昌府(治東湖)，再北上走直隸荊門州(治荊門)-襄陽府(治襄陽)-最後在德安府應山縣廣水鄉，銜接京漢鐵路，全長約2000公里。
歷史方案

1、1903年，錫良任四川總督時提出的鐵路線路計劃，主要經由點為：廣水、宜昌、奉節、重慶、瀘州、宜賓、樂山、成都。
2、1906年日本人原口建議，湖北境內改為：漢陽、沔陽、沙市、當陽、宜昌。
3、1906年陸耀廷、胡棟朝調研後提出：宜昌、馬難坡、兩河口、楊家河、馬糧坪、大峽口、香溪、姊歸、奉節、小江、開縣、長壽、重慶。
4、1909年詹天佑提出：宜昌秭歸段改為：宜昌、宋家咀、霧渡河、大峽口、香溪、姊歸。詹氏為避免宜歸間長隧道的修建，不惜大量展長線路，繞走宋家咀、霧渡河、大峽口、香溪而秭歸，又採用37‰（37‰是指每1000米上升37米，以下同類數字同理換算）大坡道，183米小半徑，在當時由於受施工水平限制，避免長隧道而繞行，有其客觀原因存在，惟技術標准失之過低。（詹天佑基本上採用的是陸耀廷、胡棟朝的方法，只是為了避開長隧道和架高橋，局部做了一些線路調整。截至本湖北境內一段312省道公路基本上是沿詹天佑方案修建的，這也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當年川漢鐵路遺跡最多的地方。）
1909年12月10日「川漢鐵路」四川段在宜昌府開工，後因四川保路風波停工。1912年1月，民國成立。
5、 1913年9月，南方革命黨發動反對北洋政府的所謂「二次革命」最終失敗，孫中山等逃亡海外，中國暫時結束南北政治紛爭，開始重啟國家經濟建設。1914年6月，詹天佑出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漢粵川鐵路督辦」重任，成為川漢、粵漢鐵路的最高行政領導。詹天佑指令「宜夔(鐵路)工程局」局長李稷勛與美籍總工程師倫多富組建起7個測量隊，對原川漢鐵路四川承建段(宜昌-奉節-重慶-成都)分頭同時重新進行復勘。
6、1915年11月，川漢鐵路四川承建段復勘完竣。詹天佑經綜合考量沿線的人口經濟、地質條件、工程造價等因素之後，最終比選定線：「成都-簡州(簡陽)-資陽-資州(資中)-內江-隆昌-榮昌-永川-江津-重慶-長壽-墊江-梁山(梁平)-開縣-小江(雲陽)-夔州(奉節)-巫山-巴東-歸州(秭歸)-宜昌-河溶-建陽-楊家洚-皂市-應城-漢口」，這就是民國著名的詹天佑實勘「國有川漢鐵路」。
詹天佑民國鐵路繞過萬縣，避開分水段大落差的惡劣地質，選擇經開縣、梁平、墊江達重慶。實際上，歷史上的萬縣原本一直只是奉節夔州府管轄下的一個普通小城，此時尚未開埠，與當時大山裡的恩施少數民族小鎮一樣，都還名不見經傳，無足輕重。
7、1917年，美國裕中公司勘測的川豫線方案
自河南信陽，經桐柏至襄樊城以後，循漢水經光化、均縣、鄖陽、白河、淘陽、紫陽，越大巴山、改沿巴水經通江、渠縣、南充、蓬溪、射洪、潼川、中江、走廣漢與金堂間，經新都而抵成都之鐵路線，全長1460公里。（解放後修建的襄渝鐵路基本上與此線路重合。）
8、1919年，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去世。1920年，重新回國革命的孫中山在即無第一手地勘資料，又不考慮商用成本的前提下，直接以當時南方分裂政權的廣州軍政府為放射中心，在地圖上輕率勾劃出了他個人認為的「西南七路」鐵路圖（即後來的《建國方略》西南鐵路部分），將鐵路工程的專業勘定工作完全政治化。不過，這個「個人規劃」從來沒有實踐過。
9、1928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正式成立，正式開始系統規劃全國鐵路。
10、1931年，南京國民政府官方正式出台鐵路「五年建設近期計劃」，計劃五年內在全國建成四大鐵路網及其聯絡干線，里程總計達8000km。其中包括川漢鐵路：成都-資陽-隆昌-永川-重慶-萬縣-夔州（今奉節）-宜昌-沙市（今荊州）-漢口，依然採用最便利、最經濟的詹天佑長江北岸方案（見附圖：民國官方鐵路規劃）
11、1938年1月，因為抗戰，為加強戰時運輸的統一管制，國民政府頒布《調整中央行政機構令》，將原鐵道部、全國經濟委員會管轄之公路處、軍委會所轄之水陸運輸聯合辦事處撤並為交通部。至此，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正式結束。1931年版中國鐵路規劃，也成為民國官方川漢鐵路最後版本。
情況簡介
從晚清到建國前，川漢鐵路曾花費了巨資，但由於遭遇兩次世界大戰，國際貸款不濟，只動工修建了兩段：1909年11月詹天佑主持修建的長江三峽北岸【宜夔鐵路】宜昌至姊歸段開工；辛亥革命後1912年鄂境修築漢口~長江埠~楊家洚段動工，後於1917年停工，到1926年【宜夔工程局】撤消，從1903~1926歷時24年用款三千餘萬銀元，西段完成宜昌~姊歸段157公里的，40%路基工程，另曾鋪軌7.5公里（後改線作廢）。東段完成漢口166公里路基（後改用作公路）。

D. 重慶市城口縣治平鄉以後的鐵路會不會從敬老院走

西渝可能性更大，必定是重慶為發展萬州搞的，陝西 開縣 嵐皋 城口 萬州等很多縣城一條直線，能不能主幹線另說。安張別指望了，可以隨便彎，周邊縣分分種弄走，不過城口可多過幾個縣城。兩條路走治平的可能性可以說沒有。

E. 中國的鐵路發展史

中國鐵路迄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從其第一條營業鐵路——上海吳淞鐵路——1876年通車之時算起，是123年；從其自辦的第一條鐵路——唐胥鐵路——1881年通車之時算起，也有118年了。
百餘年來，中國的鐵路事業經歷了新舊兩個根本性質不同的社會。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經濟上，這都決定了它在其發展歷程中必然會遭遇到兩種迥然不同的命運和前途。
舊中國的鐵路事業，雖是史無前例的產業，但卻帶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它的建設、發展和經營都被控制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手裡，其發展之緩慢和經營之慘淡，自不待言。新中國的鐵路事業雖以舊中國的鐵路設備為其物質基礎，但由於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一貫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方針，70年代後期以來又貫徹執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不僅迅速而徹底地改變了舊鐵路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而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
當然，新中國的鐵路事業在其長達50年的發展歷程中，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它經歷了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和由弱變強的漸進過程，在其前進的道路上不乏平坦與坎坷，歡欣與痛惜，經驗與教訓，勝利與失敗。
這50年是中國鐵路自強不息、堅忍不拔、披荊斬棘、前赴後繼的50年，這50年又自有其曲折的變化和發展。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國鐵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在新的路線和新的方針、政策指引下，鐵路事業推陳出新，突飛猛進。

F. 平漢鐵路的起點和終點是在哪裡

平漢鐵路又叫京漢鐵路。北端起點為經北京西便門至正陽門西車站，南端終點為漢口玉帶門。

京漢鐵路，原稱盧漢鐵路（京廣鐵路的組成部分），是盧溝橋、鄭州至漢口的鐵路，是甲午中日戰爭後中國清政府准備自己修築的第一條鐵路。1898年底，從南北兩端同時開工，1905年11月15日鄭州黃河大橋建成。1906年4月1日全線竣工通車，全長1214公里，改稱京漢鐵路。由於國民政府時期，北京稱北平，所以又叫平漢鐵路。

2019年4月12日，京漢鐵路入選由中國科協調宣部主辦，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共同承辦的「中國工業遺產保護名錄（第二批）」。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准備自己修建的第一條鐵路，中國早期建成的第一條南北鐵路大動脈；由比利時負責修建，為外國利用債權掠奪中國鐵路主權首開先例；大智門車站被稱為當時亞洲最豪華的火車站；

京漢鐵路打破了中國傳統上依賴於水道與驛道的交通網路格局，帶動了沿線城市的繁榮，鄭州、石家莊等被稱為「火車拉來的城市」並逐漸發展成為商業中心和政治中心；中國工人運動的搖籃，長辛店鐵路工人俱樂部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工人俱樂部，「二七大罷工」是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中規模最大、最有影響的一次罷工。

擴展材料：

京漢鐵路建造歷史

1888年冬，李鴻章奏請修建天津至通州的鐵路。慈禧太後下令軍機大臣與各地方官員各抒己見。兩廣總督張之洞1889年向清政府提出了先修干線的建議，提出了自己的盧漢鐵路計劃。張之洞奏請每年撥款200萬兩銀子備修路之用，得到了允諾。隨後，為生產盧漢鐵路所需要的鋼軌，張之洞開始籌辦漢陽鐵廠等一系列重型工廠。但每年200萬兩銀子，對龐大的工程無疑是杯水車薪，並且僅僅撥款一年，就因東北局勢緊張，清政府下令「移盧漢路款先辦關東鐵路」。

1895年年底，清政府決議興建盧漢線，原來打算鐵路實行「官督商辦」，由各省富商集股修建。但當時清政府信譽掃地，華商「各懷觀望」，無人問津，不得已只好舉借外債。896年10月，直隸總督王文韶、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設立鐵路總公司，以大官僚買辦、天津關道盛宣懷為督辦大臣，統籌盧漢鐵路的修建。

1906年4月1日（光緒三十二年），連接北京與漢口的全長1214．49公里的宏大鐵路干線盧漢鐵路正式全線通車運行。因力主修建這條鐵路才被派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與直隸總督袁世凱一道驗收工程後，改盧漢鐵路為京漢鐵路。

G. 中國鐵路的發展歷史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鐵路仍然是客運和貨運兼顧的常規鐵路，高速鐵路、重載鐵路和常規鐵路雖然基本形式相同，但在技術方面，包括機車和車輛、線路和軌道以及列車的編組和運行都各不相同。因此，各國鐵路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採取不同的技術修建或改造本國的鐵路。鐵路運輸的這些發展，成為鐵路新發展時期的突出特點。

中國鐵路的發展 中國從1876年修建淞滬鐵路以來，到1981年止的105年內，共建鐵路50181公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平均每年只修建鐵路 300餘公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國家對鐵路的修建有了統籌規劃,修建鐵路的速度達到平均每年800餘公里。到1981年底中國大陸鐵路營業里程為50181公里,其中雙線鐵路為8263公里，電氣化鐵路為1667公里。鐵路總延展里程為89580公里。從1876年到1981年止,中國鐵路的發展經歷了兩個時期，即清朝和中華民國時期、新中國時期。

清朝和中華民國時期 1876年，英國商人在上海修建的淞滬鐵路，被認為是在中國土地上的第一條鐵路。在此以前，英國商人曾在北京宣武門外建築一條 500米長的小鐵路，只能供人玩賞。

1881年河北省唐山開平礦務局為了運煤而修建了從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鐵路。這條鐵路長9.7公里,後展築至天津,稱為唐津鐵路。1890年自唐山展築至山海關,稱為關內外鐵路。

1887年，台灣省巡撫劉銘傳主持修建從台北至基隆鐵路，長28.6公里，1891年完成。至1893年自台北展修至新竹，長78.1公里。這是我國台灣省最早的1067毫米軌距的鐵路。

俄國在建成西伯利亞鐵路後，於1898年強行在中國建築自滿洲里至綏芬河的中東鐵路和自哈爾濱至大連的南滿鐵路這兩條鐵路按俄國鐵路標准修築的,採用1524毫米寬軌距這是中國東北地區最早的鐵路日本於1905年也在中國東北建築安東至沈陽和沈陽至新民的窄軌鐵路,後又於1911年建成安東至朝鮮新義州的鴨綠江橋德國強佔山東膠州灣後，1904年建成濟南至青島的膠濟鐵路。1895年法國要求修築自雲南省昆明至邊境城市河口的滇越鐵路這條鐵路為1000毫米窄軌鐵路,1910年完成通車。

1889年清政府成立中國鐵路總公司，向比利時銀公司借款興建北京蘆溝橋至漢口的蘆漢鐵路。這條鐵路先由政府撥款修建蘆溝橋至保定及漢口至灄口兩段。通車後，於1901年從蘆溝橋展築至北京前門。1906年北京至漢口全線通車。1898年清政府向英商匯豐銀行借款修建關外鐵路，即現在的沈陽至山海關鐵路。同年，清政府向美國合興公司借款，修建武昌至廣州的粵漢鐵路和廣州至三水的廣三支線。後以合興公司違反合同規定，清政府於1905年收回築路權，交由湖北、湖南、廣東三省分別建築。1904年完成廣三支線，1911年完成長沙至株洲段，1918年完成武昌至長沙段，1916年完成廣州至韶關段。

英國取得了道口至清化焦作礦區鐵路的築路權，由英國福公司承建，1907年完成。又取得了廣州至九龍鐵路的築路權，後由中英兩國合建廣州至深圳段，1911年完工。

清政府向英國銀公司借款修建蘇杭甬鐵路，由英國公司建築南京至上海鐵路，於1908年完成。並重建淞滬鐵路作為支線。上海經杭州至寧波鐵路，由於江蘇、浙江兩省官紳反對在英國控制下修建鐵路，各自組成公司分別修建上海至楓涇及楓涇至杭州段，於1908年完工。杭州至寧波的鐵路從寧波開始建至曹娥江邊，因橋梁未能建成而停頓。

英國取得了天津至鎮江的築路權後，將天津至韓庄段讓歸德國承建。韓庄至鎮江段歸英國承建。1908年簽訂借款合同時，上海至南京鐵路即將建成，遂將鐵路終點由鎮江改為南京對岸的浦口,此路改稱津浦鐵路,1912年建成。

1898年清政府向華俄道勝銀行借款，建築柳林堡至太原的1000毫米窄軌鐵路，稱為正太鐵路，即現在的石太鐵路，於1907年完工。

承建蘆漢鐵路的比利時銀團（後改為俄法比銀團）在建築蘆漢鐵路的同時，承建開封經鄭州至洛陽的鐵路，稱為汴洛鐵路，為蘆漢鐵路的支線。1903年簽訂汴洛鐵路條約，於1909年完工。是現在隴海鐵路中的一段。

1903年清政府頒布《鐵路簡明章程》。撤銷中國鐵路總公司,允許組織商辦公司修建鐵路從1907年至1921年的15年內，建成了九江至南昌、齊齊哈爾至紅旗營、斗山至北街、潮州至汕頭、個舊至碧色寨以及漳州至廈門的鐵路，都是較短的次要干線。

自北京至張家口的京張鐵路是通往西北鐵路干線的首段。清政府決定用官款自行建築。這條鐵路在詹天佑主持下,用了四年時間於1909年建成,全長201公里,是我國以自己的技術力量建成的第一條鐵路。1912年至1923年間展築至歸綏（今呼和浩特市），稱為京綏鐵路。

辛亥革命後，從1911年至1949年這38年內，修建鐵路的技術力量有所發展。

1913年日本從中華民國政府取得修建滿蒙五條鐵路的特權，即四洮、開海、長洮三條鐵路的借款權及洮承、吉海兩條鐵路的借款優先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開始侵入中國整個東北地區，強占東北鐵路。其中屬於有借款權的有：吉長、四洮、洮昂、吉敦等線；屬於有委託營業權的有：瀋海、呼海、吉海、齊克、洮索及沈山等線；屬於委託承建和經營的有敦圖、拉哈、秦海等線。1935年，蘇聯把中東鐵路作價讓給偽滿政權。此後日本將哈爾濱至長春段以及滿洲里至綏芬河段分別於1935年、1936年和1937年改為標准軌距鐵路。孟家屯（長春附近）至旅順間原修建為1524毫米軌距的鐵路，日俄戰爭後，俄國將寬城子（長春）以南的南滿支線轉讓給日本，日本則於1904～1906年間將孟家屯至旅順間鐵路改為1067毫米軌距的窄軌鐵路，1907年又改為1435毫米的標准軌距鐵路。

1921～1930年的10年內，東北地方政府以地方撥款修建了瀋海、呼海、吉海、齊克、洮索等線及大通支線。以上是中國東北地區從1911～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前的鐵路建設情況。

1912年中國政府與比利時簽訂隴秦豫海鐵路借款合同，將已建成的汴洛鐵路向東展延至海州，向西展延至蘭州，成為一條橫貫東西的鐵路干線，稱為隴海鐵路。這條鐵路的開封至徐州段及洛陽至觀音堂段於1915年完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工程停頓。1921年起由荷蘭、比利時兩國分別擔任東西段的展築工程。東段鐵路及連雲港港口工程由荷蘭公司承建，於1925年通至海州；西段1934年通至西安，1936年通至寶雞。

1932年山西省地方政府開始修建大同至風陵渡的南北同蒲鐵路，採用1000毫米軌距，於1935年完成。北同蒲鐵路自大同至太原在日本軍國主義侵佔時期改為標准軌距；南同蒲鐵路自太原至風陵渡於1956年改為標准軌距。

粵漢鐵路的株洲至韶關段工程艱巨。1929年中國政府派鴻勛主持修建，於1936年完工。從此，自武昌至廣州的粵漢鐵路全線通車，並與廣九線接軌。

1930年浙江省地方政府開始修建杭州至江山的杭江鐵路,於1933年完成,並建成金華至蘭溪支線。以後向西展延至江西省，稱為浙贛鐵路,於1936年通至南昌,1937年通至萍鄉，與株萍鐵路聯接。

1932年中國政府決定修建蕪湖至孫家埠鐵路，後又建築蕪湖至南京段。1935年自南京至孫家埠全線建成通車。1934年中國政府為將淮南煤礦所產煤炭運至長江邊，決定修建從田家庵至裕溪口鐵路,稱為淮南鐵路,於1935年完成通車。

滬杭甬鐵路的蕭山至曹娥江段，於1936年繼續開工，同時修建曹娥江橋,於1937年11月完成1933年浙江省地方政府為溝通錢塘江兩岸交通撥款興建錢塘江橋，橋址在杭州閘口,為公路、鐵路兩用橋。於1935年開工,1937年9月完成。至此,上海經杭州至寧波的滬杭甬鐵路全線通車。當時中國全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已經開始。在抗戰開始以前不久，中國政府修建的鐵路還有蘇州至嘉興的鐵路以減少繞經上海的運輸量，於1936年建成通車，後於1944年拆除。計劃修建株洲至貴陽的湘黔鐵路，於1937年開工,1938年從株洲鋪軌至蘭田後停工,並於1939年拆除。1936年開始修建重慶至成都的成渝鐵路，僅完成一部分路基工程和個別隧道和橋墩即停工。

20世紀20、30年代中國修建鐵路有了一定的自主權，有自己的技術力量，也有一些統一的技術標准，並開始有了製造機車車輛的能力。

1937～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政府修建的鐵路主要有湘桂鐵路、滇緬鐵路、敘昆鐵路、湘黔鐵路和隴海鐵路的寶雞至天水段。湘桂鐵路原計劃從衡陽開始經桂林、柳州、南寧至友誼關（當時稱為鎮南關）。衡桂段於1937年10月通車，1939年12月通至柳州。後因戰爭原因，柳州至南寧段在建成柳州至來賓段後即停工，南寧至友誼關一段亦僅建成友誼關至明江段。滇緬鐵路是從昆明至中緬邊境的鐵路，採用1000毫米軌距，1940年從昆明至安寧段建成通車，安寧以西則因戰爭原因停工。敘昆鐵路是從昆明至敘府的鐵路，也是採用1000毫米軌距，到1941年建成昆明至沾益段後停工。湘黔鐵路是從柳州至貴陽的標准軌距鐵路，線路橫越雲貴大山脈，工程艱巨，1939年開工，1944年從柳州至都勻段建成通車後即停工。隴海鐵路寶雞至天水段於1939年開工，1945年建成通車。當時隴海西段未被日軍侵佔，鐵路仍維持運營，為運營需要用煤，於1941年建成咸陽至同官煤礦的咸同支線。

1937～1945年，日本在侵佔中國東北和華北等地區修建新線如下：在華北地區有北京至古北口鐵路、石家莊至德州鐵路、新鄉至開封鐵路、東觀至潞安鐵路等，共長608公里；在東北地區有圖佳、拉濱、長白等線,共長4752公里；在海南島有榆林港至北黎鐵路及八所至石碌鐵路等共長254公里。均為 1067毫米軌距的窄軌鐵路。

在台灣省，1907～1947年先後修建了台北至淡水、新竹至彰化等鐵路，共長 645公里；基隆至台北等復線109公里。軌距均為1067毫米。

中國從1876年修建第一條鐵路到1945年這70年中，中國大陸共有鐵路25523公里。到 1949年可以通車的鐵路為21989公里。

新中國時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此中國修建鐵路有了統籌的規劃和統一的標准。

1949年隨著解放戰爭從北向南推進，受到戰爭破壞的京包、隴海、京漢、南同蒲、浙贛、南潯及粵漢等鐵路先後修復通車，並開展運輸業務。1949～1981年的32年內共修建了38條新干線和67條新支線。為了加強既有線的運輸能力，修建雙線、擴建樞紐編組站、改善線路的平剖面及軌道結構、建設電氣化鐵路、設置自動閉塞，以及發展蒸汽、內燃、電力機車和車輛的製造業等，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1953～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先後建成的新干線有：成都至重慶、天水至蘭州、來賓至憑祥、豐台至沙城、集寧至二連浩特、蘭村至煙台、黎塘至湛江、寶雞至成都以及鷹潭至廈門等鐵路。1958～1962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先後建成的新干線有：蕭山至穿山、包頭至蘭州、南平至福州、北京至承德、蘭州至西寧等鐵路，並重建了柳州至貴陽的鐵路。1963～1965年的三年調整時期，先後建成的新干線有：蘭州至烏魯木齊、貴陽至重慶等鐵路。1966～1970年第三個五年計劃期內修建的新干線有：貴陽至昆明、通遼至讓葫蘆、成都至昆明等鐵路。1971～1975年的第四個五年計劃期內修建的新干線有：北京至原平、焦作至枝城、通縣至古冶、株洲至貴陽等鐵路。1976～1980年的第五個五年計劃期內修建的新干線有：陽平關至安康、太原至焦作等鐵路。1981年又建成北京至通遼、襄樊至重慶等鐵路；枝城至柳州以及蕪湖至貴溪等鐵路亦相繼完成。

以上新鐵路干線的建成，使鐵路先後伸展到煙台、寧波、福州、廈門、湛江等沿海城市和港口，繼而又伸展到西北、西南邊遠地區，初步改變了中國過去偏重在東北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的鐵路布局，使大陸上各省省會和自治區首府（除西藏拉薩外）均有鐵路同首都北京相連，並溝通沿海和內地之間的鐵路運輸。

新建的支線中，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建成的有平頂山、西戶等線；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建成的有鐵嶺、法庫、女兒河、豐城、洛宜、包白、新密等線；三年調整期間建成的有泰肥、海拉、向樂、博新、北黑等線；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建成的有吉舒、婁邵、湯林線的伊烏段、牙林、符夾、鏡鐵山、吉蘭太等線；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建成的有開陽、蕪銅、寧菏、紅會、東川、汝箕溝、郭查、漳坎、杭長、醴茶、盤西、長林等線；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建成的有萬白、煙白、嫩林、宜珙等線；1981年建成阜淮等線。

到1981年止，在原有鐵路線旁增建第二線的雙線工程主要有北京至上海、北京至衡陽以及其他鐵路的運輸繁忙區段。將原有鐵路改建成電氣化鐵路以增加運輸量的有寶雞至成都、寶雞至天水以及陽平關至安康等鐵路。建成的樞紐共有42個，其中規模較大的有北京、鄭州、武漢、天津、上海、沈陽、太原等，這些樞紐中包括87個編組站。這些樞紐根據運輸的需要，還在不斷擴建中。

到1981年底止,全國大陸上鐵路營業里程是50181公里，另有地方鐵路3725公里。在這些鐵路線上共有隧道4493座，長度總計2010公里，最長的隧道長 7.032公里；共有橋梁28945座，長度總計1344公里。1949年前,黃河上只有兩座鐵路橋梁，長江上則沒有鐵路橋梁。到1981年止，跨黃河的鐵路橋梁共有16座，跨長江的鐵路橋梁共有7座。其中南京長江橋最長，計長6772米,此外還有新型的來賓紅水河預應力斜拉橋和安康漢江薄壁箱型斜腿剛構鋼梁橋也都相繼建成。

32年內中國鐵路大修更換新鋼軌共41614公里,鋼軌類型逐漸加重，到1981年止，每米50公斤的鋼軌長度約占營業鐵路總長的50％。線路和橋梁等設施逐年進行改建和加強，鐵路設備的技術標准也逐年提高。實際最高行車速度達到每小時110公里。

1949年前，中國鐵路用的機車車輛，極大部分依賴進口。1949年以後，中國鐵路逐漸建成機車車輛工廠。1952年開始自製蒸汽機車，1958年開始自製內燃機車，1960年開始自製電力機車。到1981年止，三種機車的總台數為1949年的2.5倍；客車的總輛數為1949年的4倍，貨車的總輛數為 1949年的5.7倍。主要干線上的列車牽引總重由1949年的1600噸提高到1981年的3500噸。

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國鐵路承擔的客貨運量也逐年增長，到1981年，中國鐵路承擔的年客運量為9.53億人，占當年全國現代化旅客運輸的24.3％，為1949年的9.2倍；承擔的年貨運量為10.77億噸，占當年全國現代化貨物運輸的49.4％，為1949年的19.2倍。

H. 中國鐵路抗日斗爭史

在抗戰時期，有一個叫「平漢鐵路破壞隊」的民間隊伍，為配合國共兩黨抗日，自發組織起來參加抗戰，馳騁中原，使鐵路沿線的日軍聞風喪膽。抗戰勝利後，這支隊伍人員的命運多舛……

接受國共兩黨給養和領導

□珂影張明澤文/圖

1月9日,記者來到信陽市,穿過一個僻靜的胡同內，找到了86歲的老人周毓松。

在抗戰時期，有一個叫「平漢鐵路破壞隊」(下稱「破壞隊」)的民間隊伍，為配合國共兩黨抗日，自發組織起來參加抗戰，馳騁中原。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從人數上都要比《鐵道游擊隊》大得多。

由鄭州市政協編輯的《平漢路工人破壞隊隊史》記載：「平漢鐵路工人破壞隊組織嚴密，有9個分隊，最盛時兩千餘人。從1938年到1945年的8年抗戰期間，他們活躍在道清、平漢、同蒲、津蒲、隴海、汴新、淮南7條鐵路上，不斷在『皇軍護路隊』封鎖圈內炸毀日軍鐵路和列車，使日軍交通線時常中斷。」在河南省檔案館中，有資料清楚地記載著「破壞隊」的輝煌戰績：「自1938年9月至1945年7月，破壞隊共炸毀敵機車1690餘輛，鐵路鋼橋110多座，鋼軌3 30多華里，斃傷日軍13000餘人。」

八路軍戰士在破壞日軍鐵路線圖/沙飛

1937年12月，中共長江中央局在武漢成立，周恩來任副書記，項英是委員。董必武、周恩來和項英召集劉文松等在八路軍駐漢辦事處開會，決定由劉文松出面組織抗日。劉文松當時是平漢鐵路工會主任委員和國民黨平漢鐵路特別黨部特派員。劉文松根據董必武指示，向蔣介石提出成立平漢鐵路工人抗日組織的要求。但蔣介石只給劉文松「軍事委員會特種工作團第二團長」的空頭委任狀。董必武則表態：「先把隊伍拉起來，我們支持！」於是，劉文松開始籌備「平漢鐵路破壞隊」。

這樣，就出現了由國民黨提供給養、共產黨領導的特殊隊伍。

1938年1月，劉文松以特種工作團團長的名義在鄭州、郾城、駐馬店、信陽、江岸五大站設立分團(即以後的大隊)。他們組織江岸機廠技術工人自己製造了35連發手提式沖鋒槍50支；召集鐵路工人和工人子弟，接受「平漢鐵路工人抗日訓練班」(爆破訓練班)的訓練。同時，中共派去大批共產黨員領導這支隊伍，到了4月共培訓300人。為扶植這支隊伍，周恩來安排劉松山，把在鄭州一帶組織的擁有60多技術工人的破壞隊帶到延安，接受軍事政治訓練。1938年5月1日，劉文松在武漢成立了「平漢鐵路破壞總隊」，周恩來出席了大會。這支隊伍的主要領導人大部分是「二七」大罷工的領袖。

與八路軍協同作戰

周毓松的父親是鐵路工人，日本侵華，鐵路的飯碗丟了。17歲的周毓松在湖北一個難民所里喝稀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他隨父逃亡湖北難民所，一天只能喝三碗稀飯。周毓松瞞著母親，偷偷來到許昌投奔破壞隊的大哥周毓本。

談起破壞隊，周毓松老人思路清晰：那時，發給隊員的主要裝備有灰色軍服、綁腿和水壺、滑條器和炸葯。

1938年8月初，劉松山接任破壞隊總隊長職務。中共河南省委委員兼軍事部長彭雪楓派來幹部蘭田(真名黃明鏗)，他不但在破壞隊起領導作用，還發展黨員、建支部、辦報，讓隊員唱八路軍歌曲。

1938年9月3日，為阻止日軍南下武漢、西取西安，劉松山帶隊從滎陽的汜水北渡黃河，駐在武陟縣附近的磨庄。庄東邊不遠的馬庄住著八路軍129師的部隊，庄西邊住著國民黨97軍一個團，破壞隊的破壞目標是日軍自認為固若金湯的道——清鐵路(道口至博愛)。9月13日，副總隊長徐寬、蕭漢庭、參謀主任蘭田帶領胡金林大隊，由97軍一個團、八路軍百餘人掩護，夜裡在待王莊、李封庄間鐵軌下埋好一箱炸葯。次日清晨，日軍一列兵車由東向西開來，只聽「轟——」的一聲巨響，車頭炸飛至路外，敵人頓時一片慘叫聲，破壞隊乘勢向敵人猛烈掃射，使敵人死傷120餘人。

第二天，他們又與八路軍合作，精選百餘隊員，在修武至獅子營間的兩公里線路上，每人捆上炸葯5塊，安上雷管，放在兩軌接頭處。一聲令下，同時點火，使兩公里的鐵軌霎時變成廢鐵。八路軍則在獅子營至獲嘉間發動沿線村民一千餘人，趁黑夜將35公里鐵路掀翻。敵人傻了眼，只好派重兵把守，日夜搶修，恢復通車是在35天後。

捷報傳來，後方一片歡騰。當時漯河的《警鍾日報》、武漢的《大公報》和《中央日報》紛紛報道。武漢市民因此送來一車皮的慰問品。

破壞隊士氣高漲，又十多次炸毀敵人軍車、橋梁和鐵路，打死打傷敵人一百多人，使敵人連續一個多月不能通車。

破壞隊戰績輝煌，紀律嚴明，隊伍不斷增大，武器也由以前的十多條槍，發展到擁有1挺輕機槍、一百多條步槍的規模。他們官兵一律實行供給制。破壞隊的各個大隊人數由此遞增。
在中原的幾條鐵路線上,破壞隊員無孔不入,使日本人焦頭爛額。日本派了大批便衣隊在附近村莊張貼懸賞布告：「捉到破壞隊員獻給皇軍，賞大洋1000～3000元。」日軍被迫加強對鐵路的看護。

「再嚴密也有疏漏。」周毓松說，他們三人一群，五人一夥又開始了炸鐵路、炸火車。「我們絕不傷老百姓，行動時先把看鐵路的群眾疏散。」為替百姓開脫，破壞隊還故意散步謠言，說看鐵路百姓都被毛鬍子(破壞隊)殺了。

「我工友們，我農友們，大家要記清，日本人在盧溝橋，又殺中國人！平漢工友起公憤，大家來革命，組織鐵道破壞隊，消滅日本人……為了民族解放幸福獨立和自由，大別山上打游擊，不分老和幼，不把倭奴趕出中國我們誓不休！」破壞隊的隊歌是這樣唱的。

日軍為中國烈士立碑

談起破壞隊,周毓松老人滔滔不絕。

「那時我們執行任務，穿游擊區過敵占區，一走就是一百多里，幹完事立即撤退，累了就找個麥秸垛扒個洞睡上一會兒。」1939年,炸四孔橋時，修武縣住著五六十日軍,有24挺輕機槍。要炸橋時,分隊長考慮到周毓松太累了，沒讓他去。「這么重要的行動沒自己事兒,今天晚上那裡還不得像過年一樣熱鬧?」周毓松堅持要去。就這樣,破壞隊派去包括他在內的8個人去炸橋。誰知，當兩個破壞隊員距四孔橋五六米的地方,被敵人發現,子彈像雨點般掃射過來,兩個破壞隊員跌倒河裡。一個被打死,一個被打傷,雙方相持四十多分鍾,周毓松等人只好撤退。

犧牲的是孫廣義,受傷的張志模用河裡的鵝卵石把孫廣義的屍體埋好,爬到麥田裡昏了過去。天亮時被一個養路工發現,趕快把他藏了起來,然後輾轉將他抬到了破壞隊。周毓松說到這里，不禁感慨萬分:「你看！小日本想用錢讓老百姓出賣我們,辦不到!在打日本這事上咱中國人是一致的!」

回去後,他們總結經驗。8天後,周毓松和中隊長化裝偵察，得知敵人這天全部在待王莊開會，遂決定白天炸橋。當天下瓢潑大雨,5米以外什麼都看不見,他們扛著炸葯就往橋上沖。

雨天不能用電起爆。為了保險,他們每個人都帶著油紙包著火柴去點燃炸葯。就在這時，碉堡里的日本兵聽見動靜用機槍朝他們掃射。交火中，橋最終被炸了，但他們班的殷濤犧牲了。

「破壞隊個個都是漢子，打仗時不要命,被抓著也寧死不屈。」周毓松說。1940年8月19日,二大隊24歲的分隊長、共產黨員張勇齋,在焦作李河附近被捕。敵人嚴刑逼供,他寧死不屈,並對敵人破口大罵。最後被日寇的軍犬活活咬死。

在8年抗戰中,破壞隊先後有17人被俘,他們無不視死如歸,不是被敵人嚴刑拷打致死,就是被刺刀刺死,有的被群犬吞噬,有的被梟首示眾，有的被俘後投河自殺。提起這些長眠於地下的戰友,周毓松老人眼裡飽含淚花。

破壞隊英勇不屈的精神連日軍都折服。日軍曾發出這樣的哀嘆:「打中央軍大大的,一個打十個,打毛猴子(破壞隊)一個打一個也不行。」日軍在徐州曾沿街敲鑼哀求破壞隊:「破壞隊的英雄們,你們若不再炸,我們也不掃盪!」

1939年5月份,班長朱子貴帶領歐陽潤山、焦增奎、潘文錦在道清路獅子營站埋炸葯,被敵人發現圍攻,4人都中彈負傷,眼看著鬼子一步步逼近,班長朱子貴忍著傷痛用最後一點力氣勉強站起,撲倒在炸葯箱子上引爆了炸葯,4人全部壯烈犧牲。

當天夜裡，周毓松帶著8名群眾去搜索戰友的屍體。走近一看,發現一個土堆,土堆旁似乎還有個「人」站在那兒。

「不對啊！站著的人咋沒拿槍呢？」周毓鬆手握沖鋒槍,向前挪了幾步,感到不像人,撿起土塊擲去,對方一點反應都沒有,走近一看,才發現它是一塊「木碑」,上邊清晰地寫著幾個大字:「暴死中國烈士之墓。」原來,日本兵不但安葬了4個隊員,而且用上好的木材特製一塊墓碑。

歷史和破壞隊開了玩笑

1945年抗戰勝利了,破壞隊完成歷史使命，立即解除武裝。在這8年內,共有二百多名隊員犧牲,因戰傷而早逝的無從統計。破壞隊多次受到八路軍方面的贊譽和獎賞，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都接見過破壞隊隊員；在國民黨方面,蔣介石曾4次傳令嘉獎,受部、戰區、軍、師首長嘉勉197次，獲獎章228枚。

「組織自己,武裝頭腦,快來齊奮戰,自己的事自己干,不要學懶漢。日本鬼子打出去,我們有工干,建立民主共和國,勝利在明天!」這是破壞隊隊歌的第三段歌詞，也是他們的心聲。破壞隊的輝煌歷史，沒有使他們過上幸福生活，相反他們歷盡磨難。抗日戰爭勝利後,這些隊員回到鐵路上工作。

解放後,歷史和破壞隊開了玩笑。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向他們襲來,上至破壞總隊最高指揮官劉松山，下至破壞隊活著的每個隊員，無一倖免被「運動」，大隊長以上幹部,除王既清外,全部屈死。

劉松山屈死後,妻子含恨自殺。他們的子女被送人,幾十年後,其女兒回想這件事還忍不住熱淚滾滾。周毓松雖然倖免一死,日子也日漸窘迫。他先是從主任降為司磅主任,又降為站台服務員掃地，最後又把他弄到修武縣教養4年。

教養出來後,周毓松發現關他的地方離他曾經抗日炸鐵路的地方,僅僅一里多地。周毓松不禁潸然淚下。

周毓松為生活所迫，拉起了平板車,一拉就是7年。即便遭此磨難,他也無怨無悔。但最終他連平板車也不能拉了,只好回家做飯、照顧孩子。改革開放後,他的日子才算穩定。

提到過去的抗日生涯,周毓松對記者說：「我不認為自己有多大的功,我就是不想當亡國奴！」1980年，他以工人的身份退休，現在一個月拿九百多元的工資，他心滿意足。

但是，他和所有破壞隊的隊員一樣也不滿意的是，惟一健在的大隊級領導人王既清，解放後被判刑8年。雖然後來平反，但是平反的理由認為他是「起義將領」，因而成為破壞隊惟一一位以幹部的名義離休的。

周毓松和活著的隊員不高興了。他們不高興，是因為破壞隊許多人本身就是共產黨員，多次配合八路軍打日軍。他們只和日本兵打過仗，何來「起義將領」？

8年抗戰，破壞隊比「二七」大罷工死的人多。退休後，破壞隊員們開始走訪聯絡，向上面反映，希望歷史給破壞隊正名，負責整理材料的是周北泉老人，老伴說：「老周一寫就是大半夜，七十多歲的人常常寫著寫著就趴在桌子上嗚嗚哭起來……」

周北泉老人是在為中華民族這段光輝的歷史不被正名而哭。他不知道正名日子還需要多久，他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I. 川漢鐵路

詳情：
從宜昌城往西北方向20餘公里，就在宜(宜昌)秭(秭歸)公路的路邊，一個山洞敞開著，洞口積水成潭，長滿青草與野花，讓人無法進入隧道之中。路邊的人家用抽水機從水潭裡抽出水來，供洗車之用，潭水清涼無比。

洞門之上與公路齊平的是一道弧形的石頭洞壁，上書「上風埡山洞」。洞壁看起來還有幾分嶄新，上面的字也彷彿是在不久之前才刻上去的，然而它確實已經歷了近百年的風雨，是川漢鐵路為數不多的遺址中的一個。自從保路運動興起、川漢鐵路停修以來，上風埡山洞就一直靜靜地橫卧於此，從來沒能迎接過轟隆而來的火車。

95年前，1911年的5月，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化，將川漢鐵路與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同時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與美英德法四國銀行簽訂了1000萬英鎊的借款合同。

消息傳到四川，川民群情激憤，提出「商路亡，中國亡」的口號，並於6月在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發起了「拒借洋款，破約保路」的保路運動，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爆發，本已搖搖欲墜的清政府被最後的稻草徹底壓垮。

在這場關於鐵路該由商辦還是官辦、是否借外債修建的激烈斗爭中，經濟上的排外主義與地方主義者在愛國、保主權的閃亮旗幟下，獲得了壓倒性的輿論上風。主張鐵路國有、舉借外債修路的盛宣懷被斥為賣國賊，一時國人皆曰可殺，他不得不亡命日本。

到此時為止，全長1980公里的川漢鐵路在兩年間才僅僅修了15華里。川漢鐵路從此被擱置起來，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籌建

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提出自辦川漢鐵路，他是提出自辦鐵路的第一人，並為自辦做了解釋，「所謂自辦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債之謂也」，「以辟利源而保主權」。錫良這一主張針對的是當時政府因借外債修鐵路而帶來主權旁落、利權流失的現象。

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不僅接受了鐵路這一奇怪的新事物，而且把修建鐵路提高到國家自強的高度。與修路的熱情不成正比的是，因戰爭軍費開支和戰後的巨額賠款，政府的財政陷入非常困窘的境地，盡管如此，清政府仍然決定只用國內資金。

由於國內資金短少，官款無著、商股乏力，清政府事實上不得不主要依靠外債修路，從1896年到1904年間，一共興建鐵路13000餘里。借款合同非常苛刻，張之洞說，「一切用人行政我國不能過問也，且采礦、設警及行使鈔幣等特權亦為其所奪，東清(鐵路)更於前數項之外有伐木征稅築港等種種特權。沿路所經，儼然成一各該國之領土」。

國人對於洋人本來就持不信任的態度，上述這些情況加深了人們對外資的反感和排斥。所以當錫良奏請商辦鐵路時，他得到了朝野上下一致的贊同，清政府從1904年開始推行收回鐵路利權、商辦鐵路政策。

1904-1907年間，各省先後共成立了18家鐵路公司，13個商辦，4個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堅持官辦的只有1個。川漢鐵路總公司於1904年在成都成立，起初為官辦，其章程暫定資本為5000萬兩，計劃5年竣工。籌資方式主要有抽租之股、加征捐厘、攤派認購等，名為商辦，實則由官府強制推行。抽租之股為其主要來源，公司章程規定，無論是佃農、自耕農還是小債主，凡歲入十石以上的，均須以百分抽三的比例交納租股。全川7000萬人，無論貧富貴賤，都不得不與川漢鐵路聯繫到了一起。川漢路共集資1670餘萬兩，是各商辦鐵路中較為大額的一筆路款，但這一數目大約僅為所需全部款項的十分之一。

這筆滲透著川民血汗的款項並沒有得到有效的使用，跟洋務派的官辦企業一樣，川漢鐵路公司內部經營管理混亂，任人唯親，貪污腐化，效率極低，直接用到修路上的資金並不多，直到1909年川漢鐵路才象徵性地在宜昌動了工，兩年間才修了15華里，鐵軌沒有鋪出多遠就戛然中斷。

修路

宜昌，曾是川漢鐵路的修建指揮中心。「鐵路壩」這個地名仍然保留至今。按照地圖去尋找時方知，除了公交線路以它作為站名外，這個地名失去了具體的含義，它所指代的那塊面積0.5平方公里的空地，如今已改稱為「夷陵廣場」。這是一個嶄新的廣場，樹木尚未長高。幾乎沒有人知道，它的過去曾與鐵路密切相關。

1909年11月27日，剛剛主持修建完著名的京張鐵路又擔任了川漢鐵路總工程司的詹天佑第一次來到宜昌。12月10日，川漢鐵路開工典禮在宜昌隆重舉行，由詹天佑從粵漢、京張等鐵路線調集的6000多築路工人，聚集於宜昌的雲集路，開始修建宜昌到重慶萬縣段。

次年6月，詹天佑再次到達宜昌，他在城郊選中了「一片寬敞地」(即後來稱為鐵路壩的場子)，搭起簡易工棚和倉庫。他就在簡陋的工棚里辦公，指揮川漢鐵路施工。修鐵路所需要的枕木、炸葯、工具、水泥等就堆放於此。

這年的7月13日，由宜昌新碼頭至小溪塔這一路段的路基築成，開始鋪軌，長15華里，詹天佑打下了第一顆道釘。如今的小溪塔車站用的仍是當年的路基。

在鐵路公司內部管理人員爭權奪利的斗爭中，身為總工程司的詹天佑逐漸失去了招標定購材料設備的決定權，行政人員與工程技術人員之間的矛盾造成了混亂的局面。不久又發生了一件丑聞，川漢公司駐上海的經理施典章挪用300餘萬兩路款進行股票投機活動，虧損殆盡。

有人估計，按照這樣的集資速度與建路速度，需90-100年時間才能完成。用當時人的話來說，如此下去，後路未修，前路已壞。

川漢鐵路的諸多問題並非它所獨有，而是全國商辦鐵路的普遍現象，但以它最為嚴重。

到1911年，各省鐵路公司築路總長度為676.2公里(其中包括借入外資的贛路和豫路)，僅占當時全國鐵路總長度的7.03%。進展之所以如此之緩，除了各省劃疆而治，各自為政，缺乏技術與管理人才，官紳把持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原因當數資金不足。沒有資金，再龐大的鐵路計劃也是一句空話，自辦鐵路的行動變得難以為繼。

收路

1906年清政府新設郵傳部，主管全國鐵路行政，由張之洞主持。郵傳部經過對全國商辦鐵路的十數次調查，認識到其中弊端叢生，開始轉向鐵路國有。張之洞通過調查得知鄂、湘集股較少，需款甚急，他認為湖廣若不借外債將無以成路。

1909年6月，張之洞代表清政府與美、英、德、法四國訂立「湖廣路借款合同」草約，借款550萬英鎊，利息五厘，以建造湖廣境內粵漢與川漢鐵路。事後，張之洞頗為得意，稱該約將借款、修路劃為兩事，於中國利權主權毫無損失，折扣之輕更為中國歷來借款所未有。

四個月後，張之洞突然去世，不久盛宣懷接任郵傳部大臣。清政府對於是否鐵路國有一事猶豫不決。地方士紳商民和激進青年仍對外資保持著恐懼感，而且他們有了新成立的地方咨議局作為陣地以抗衡中央的集權政策，他們訴之於道義和愛國熱情，號召全民集資修路，這一已經被現實證明為不切實際的主張仍然博得了廣泛的響應。

盛宣懷以強硬的態度力主鐵路國有，針對湘鄂兩省設立的拒款會，他說，拒絕外資、籌款自辦的號召不過是於實事無補的「徒託空言」而已。他還認為，舉外債修路雖不無弊端，但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資金嚴重缺乏、財政困難的國家，只要在談判時「嚴格限定，權操於我」，就可利大弊小。

1911年5月9日，清廷正式發布上諭，向全國發布了幹路國有的定策。該上諭指出，以往「規劃不善，並無一定辦法，以致全國路政錯亂紛歧，不分干支，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行批准商辦」。其後果是，在廣東「收股及半，而造路無多」；在四川「倒帳甚巨，參追無著」；而在湘鄂，則是「設局多年，徒資坐耗」。上諭稱，如果這種狀況「曠時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貽誤何堪設想」。該上諭最後宣布，全國各省集股商辦的干線鐵路，一律收為國有，而支路則仍許商民量力酌行。

到此時，湖廣路的借款事宜已經經過20多輪的談判，盛宣懷堅持了張之洞的主張，並使四國作出了進一步的讓步，於1911年5月20日與四國訂立了《湖廣路借款合同》。合同規定，中國向英德美法四國借款1000萬英鎊，利息5厘，折扣僅為95，借款的半數可以存入中國的大清與交通銀行(草約規定只能存於四國銀行)，借款不以日後修成的湖廣境內的粵漢、川漢鐵路作抵，而以湖廣的百貨厘金、鹽厘、鹽捐作抵，在相同條件下優先購買漢陽鐵廠所產國產路料、鋼軌及配件，購買外國材料由外商經理，但核准簽字權握於中國督辦或總辦之手。路成之後，外方不分取餘利，亦不事先取得餘利替代款。

應該說，這項借款合同盡可能地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和利益，作為精明的商人和強硬的官員，盛宣懷在談判中做到了毫不相讓、寸土必爭。

鐵路收歸國有上諭和《湖廣路借款合同》並沒有在全國引來一致的反對聲，真正觸犯眾怒、引發保路運動的是收歸國有時所採取的具體舉措。

保路

長約百米的成都岳府街，路北的軍隊大院曾為岳鍾琪府。清雍正乾隆年間，岳鍾琪擔任四川提督，平定過准噶爾、大小金川叛亂，被封為公爵。清末，其後代將宅院賣給川漢鐵路總公司作為辦公地點，保路運動的很多會議便在此舉行。

岳府的宅院已在二十多年前被拆毀凈盡，只有院西的牆基還露出年代久遠的青磚。住在里頭的居民都知道這兒曾是岳提督的府宅，但並不知道川漢鐵路總公司也曾在此辦公，保路運動曾在此興起。

1911年，清廷在宣布鐵路干線國有化之後不久，頒布了贖買股票的具體辦法。由於各省的情況不一，所採取的辦法也因之有別。對湖南、湖北、廣東等省，政府的贖買辦法基本上為股民所接受。

對四川的解決辦法是，僅僅換回實際上用於鐵路建設的股款，而並不換回全部股款。對於因經營不善所造成的虧損，以及被施典章挪用到上海錢庄去從事投機而全部虧空的300萬兩，政府認為沒有必要對此負責。盛宣懷指出，政府沒有權力動用國庫的錢，來填補四川商辦鐵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機損失。

盛宣懷的這種做法在四川激起了普遍的不滿，川人都是股民，原先對鐵路國有持溫和態度的一派也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損害，認為政府此舉「不但奪路，而且謀財」。加之羅綸、蒲殿俊等激進派在報刊上猛烈抨擊《湖廣路借款合同》，將之形容為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他們堅決排斥外資，將借外債等同於賣國。這些極富煽動性的言論迅速點燃了人們的情緒。

學者蕭功秦認為，保路派的力量在於，經濟排外主義所高揚的道義理念，被商辦公司的地方主義與分利集團勢力所利用，後者以「愛國」的堂皇口號來抵制政府通過中央集權的方式來建造鐵路的國策，以「反對外國資本侵奪中國主權」為理由來抵制鐵路國有，冠冕堂皇地以此來維護地方分利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就在愛國的旗號下取得了「話語霸權」，把民眾中的樸素的愛國情緒激發起來，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混雜著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計與愛國主義的民眾激情的保路運動。

6月17日，川漢鐵路總公司發起動員大會，成立「保路同志會」，要求拒債廢約保路，會上人人情緒高昂。兩天後，四川護督王人文在給清廷的上書中是這樣描述這次大會的，「到會一千餘人，一時哭聲震天，坐次在後者多伏案私泣。臣飭巡警彈壓，巡兵聽者也相顧揮淚。日來關於鐵路合同攻難之文字演說紛紛四齣，禁不勝禁，防不勝防」，王人文請求朝廷收回成命。

清廷沒有理會他的請求，而是派來人稱「趙屠夫」的趙爾豐接替王爾文的職務。趙爾豐到任後，深感形勢激盪，也兩次要求清廷收回詔命。

然而清廷異常固執，不為所動，反命趙爾豐加以鎮壓。8月24日，成都開始罷市、罷課。不久鐵路公司的會上出示了《川人自保商榷書》，提出不納稅的主張。趙爾豐以「其中條件隱含獨立，尤為狂悖」為由，准備抓人。

9月7日，趙爾豐逮捕了羅綸、蒲殿俊等9人，川人紛紛集於總督府前，要求釋放九人，省府的軍隊開槍射殺，登記入冊的被害者為32人，這一事件被稱為「成都血案」，局面終至不可收拾。清廷派端方從湖北帶新兵入川，端方在路上為士兵所殺。不久爆發了武昌起義。

10月26日，盛宣懷被撤職，亡命日本。

清政府為了早日自強而實行鐵路國有政策，最終卻因此葬送了自身。有意味的是，辛亥革命後，袁世凱任命遜位的孫中山任「全國鐵路督辦」。孫中山打算引進外資，用十年的時間修二十萬公里鐵路，這是一個大膽而浪漫的設想，二十萬公里相當於繞地球5圈。他的外國顧問適時地提醒他，正是清政府希望通過鐵路國有，再舉外資修建的鐵路風潮，才引發了辛亥革命。

新路

上風埡山洞靜靜地立於風雨之中。6月21日下午，去找它在山那邊的另一個出口，那兒草木繁盛，不一會兒突下暴雨。到村民家避雨，村民們說，那個出口在多年前就塌了。

山洞石壁上還題有「宣統二年六月」與「秀山李稷勛題」等字，李稷勛字秀山，曾任郵傳部參議，在保路運動風起雲涌之時，接受盛宣懷的任命出任了川漢鐵路駐宜昌公司最後一任總經理，被視為投靠賣國賊的叛徒。

武昌起義後，川漢路全部停工。民國2年(1913年)，交通部派員接收川漢鐵路，四川商辦鐵路駐宜公司停撤，工程的全部物資包括已築成的那段鐵路的鐵軌、枕木也陸續拆運，移作粵漢鐵路之用。1915年，李稷勛寫了一篇《四川商辦鐵路宜昌工場志痛碑文》，刻石立碑，名為「血淚碑」，碑文有「有清末季，政柄龐歧，初以鐵路許人民得用私財趣興繕，號曰商辦公司……當是吾蜀人方訟保路，而鐵路大工實在鄂境，自東湖歷興山抵歸州越三百里，版鍤相屬，受役之夫數逾三萬。……宜萬工事絕艱，若隧洞，若橋梁，若斜坡，若彎線，皆國內它路所未有也……」此碑置於宜昌東山寺，現已不知下落。

後來的民國政府、國民政府以及新中國建國後，都曾多次派人勘測這條線路，但因籌款困難或是戰亂而作罷。

但是半途而廢的川漢鐵路並沒有完全廢掉，今日的宜秭(秭歸)公路基本利用了川漢鐵路的路基，漢宜公路沿用了其線路。時至今日，從宜昌入川仍沒有直接的鐵路。2004年，新的宜萬鐵路開始施工，走的是一條完全不同的線路